Beyond Bulls & Bears

遠景

首席执行官观点: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十年后有哪些变化?

在富兰克林邓普顿最近于纽约举办的全球投资者论坛上,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Greg Johnson 与同处金融服务业的 Morgan Stanley 首席执行官 James Gorman、State Street 首席执行官 Jay Hooley 与 Jackson National Life 首席执行官 Barry Stowe 共同参与了专题讨论。他们讨论了自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以来市场发生的一些变化、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以及可能引发下一场危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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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Richard Banks:您好,欢迎来到“与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畅谈市场”:获取富兰克林邓普顿独家见解。

我是节目主持人 Richard Banks。

在这一集里,我们将听到富兰克林邓普顿于纽约举办的全球投资论坛上数位投资行业首席执行官进行的专家小组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十年后,他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参与本次讨论的首席执行官有: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首席执行官 Greg Johnson;Morgan Stanley 首席执行官 James Gorman;State Street 首席执行官 Jay Hooley 和 Jackson National Life 首席执行官 Barry Stowe。本次讨论由Institutional Investor首席内容官 Kip McDaniel 主导。希望阁下能够畅所欲言、乐在其中。

Kip: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二零零八年可以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极端的金融事件。Greg,危机发生后,除了更加关注风险管理以外,你还看到哪些最大的变化?

Greg:要有一个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以前经常在这方面受到批评,我认为这对我们有很多好处。看看那些幸存的企业吧,您会发现资产负债表上确实需要那么多现金,这坚定了我们对此的信念。

Kip:Jay,问问您同一个问题。

Jay:我们是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小型托管银行,过去我们不太活跃,但在金融危机时进行了一些调整,结果被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于是,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成为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适应所有的新规则。我想,监管机构对于这场危机仍心有余悸。当你审视银行资本、流动性和后果时,会发现所有法规都受到了冲击,而这主要发生在银行业;在我看来,这些可能诱发市场中下一个问题。

Kip:好的。James,我知道您二零一零年才担任首席执行官,但还是想问您相同的问题。

James:对于我们这样的机构,我想可能还需要七个小时才能进入正题。我的意思是,之前我们并不是银行,后来才成为银行。我们将公司22%的股份出售给另一家银行——三菱银行。我们关掉了总共占用超过 3% 资本的自营交易和投资。我来说个有趣的事吧。在危机发生前,我们全公司只有不到 100 条风险限制。比如,其中一条可能涉及俄罗斯的总持仓。现在我们的风险限制估计有 25,000 条,整个业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Kip:这一转变并不简单。能否跟我们谈谈,您在这场转变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这不仅涉及企业业务的变化,听起来还像是整个企业文化的大转型。

James: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难。管理上最大的挑战是没有明显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意味着,你要么就什么都不做,但这样就会落后,因为世界在远离你;你要么就被迫行动,因为你很焦虑,你会觉得,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就落后了,然后到最后,你做了件蠢事。如果你能识别要解决的问题,那就容易多了。在企业里,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你所做的改变,因为只有你能看到眼下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你会遭遇一些文化上的阻力,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对的。但从某些程度上说,在危机时期或在真正的压力下进行管理,实际上构成相对明确的管理挑战,因为你必须采取行动,你必须做出决定。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这些决定,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我们都全完了。能够在真正的压力下进行管理确实很荣幸。

Kip:Barry,这次危机为您带来哪些改变?您有哪些收获?

Barry:我们是少数几家幸免于危机并变得更强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危机发生前,我们就已建立了完善的纪律和风险管理机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我们的品牌十分有利,尤其是在美国。实际上的改变在于,我们在危机后被抬升到市场领先地位,至今仍然如此。从更广泛的行业视角来看,关于大家谈到的对风险管理日益关注的问题,我可以展开谈谈。我们认为过去自己很保守,其实有很多机会可进一步改进。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监管机构和评级机构实际上还对这场危机心有余悸,他们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我们看来,评级机构又回归至某种平衡状态,而一些监管机构还未达到这种状态,他们还在做些在我看来是完全出于好意、但实际上却无益于行业与消费者的事。

Kip:能举个例子吗?

Barry:当然可以。具体来说,美国劳工部的信托责任原则(DOL Fiduciary Rule)就是个例子,虽然出于好意,但又是一个不自量力之举,试图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这就导致了很多意外后果,数百万美国人无法获得优秀的财务建议,因为这项规则会为金融顾问带来巨大风险,以至于小投资者失去可咨询的对象。现在有个好消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最近完全废除了这条规则,这为行业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和监管机构一起坐下来讨论:“以前,你不喜欢我们的所做所为。我们也不喜欢你定的规矩。现在让我们坐下来,以合理的方式讨论解决的办法吧。”我希望,也预感到结果将会是这样。

Kip:Jay,我想问问你法规方面的问题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它不完美,也不可怕。是否有法规实际上有益于金融体系终端用户?能举一个例子吗?

Jay:我认为,60-70% 的法规,无论是否涉及资本、流动性、重组和保障,都完全合适,并得到有效落实。当你想起这场危机始终心有余悸,如同所有监管机构(美国九大监管机构)不得不强制采取的措施,你没办法做到完美。我觉得,有一些细节,还需要时间来修复。现在监管机构的人员也都更理智了。这总会比你想象的来得慢些。我有几点担心。第一,监管机构基本上是把 30 家大银行定为 SIFI ——我和 James 的企业有幸都属于此类——这样的话,他们就设定了分界点,比如高于 500 亿美元、2,500 亿美元。如果它们被人为地加入市场结构,那么我认为它可能会阻碍竞争,变成非自然的障碍。在危机后的十年里,十家顶级银行的资产增长了 58-70%。谁愿意待在这第一梯队,受到更多约束?我可能更担心的另一点是,法规对于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固定收益市场。过去都是鼓励卖方持有库存。但现在这么做成本太高了。我认为你们也看到了,在很多固定收益市场,法规导致流动性降低。再想一想,任何危机的起因都不尽相同,但终归来说,流动性都会成为问题。你们知道,我认为法规大多是对的,而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调整期。大多数人称得上人尽其才,他们的想法也在正轨上,在我们碰到新的麻烦之前应该能够把问题妥善解决。

Kip:Greg,关于法规再多说几句。在银行业,我们明显看到法规方面有成也有败。危机中哪些法规对于您的企业影响最大?

Greg:我的第一反应是像要求银行一样要求我们。幸好我们的业务遍布全球,并且一直在努力解释——我们是一种代理制的关系,没有存款风险——否则,也会像对银行一样,对我们提出资金要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另外一个是这些法规变化的全球性。系统性风险,我认为其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意识到这是全球性风险,在这里、伦敦或别的地方发生的事,都可能影响到多个不同的市场。因此,美国企业(当然包括金融行业)第一次需要齐心协力,我们在欧洲也花了很多时间和法规打交道。货币基金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认为我们在货币基金的一个棘手问题上达成了合理妥协。有人仍然反对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不错的妥协,我认为这个过程一直不错,我们能够借此阻止那些将彻底颠覆我们产业的重大变革。对共同基金提出资本要求,你想想,这肯定行不通。

对我来说,信任是我们行业的基石。时至今日,千禧一代的投资仍不足,他们不太相信整个体系,这从他们投资的方式中可见一斑。他们的持股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在我看来,就是怪罪银行和体系的结果。如果你真的花时间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也是糟糕的政府政策,导致了一场次贷危机。但没有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他们只会说,华尔街有罪,把那个首席执行官抓进牢里。我认为,这一想法仍很普遍,我们需要改变这一想法,重新获得千禧一代的信任。他们确实是金融业下一个重要的投资者,我感觉这像一场宿醉,还有很多事要做。

Kip:James,用一两句话总结这八年的工作,您成功地降低了风险,增加了风险控制,并关注了财富管理。但您如何定义风险管理和错失机会之间的界限呢?

Jay:这其中没有界限。我们刚开完一场两小时的风险委员会会议。我们讨论了基于时事的投资组合,考虑到眼下的兼并收购交易活动,现在对于投资级和非投资级都有很大的需求。你会根据所有的历史数据、能力、资产负债表划出风险底线,设置各种参数。但商业就是这样。一部分是理性分析,一部分是直觉使然。如果市场蓬勃发展,你会被指责冒险不足,但一旦你开始亏损,你又会被诟病过于大胆。这两种批评我都挨过。我比较喜欢这种情况,那就是我们不亏损,此时我们可能得承受一些批评,但总比股东亏损好。但要注意了,我的目标是要打造这样一个企业,它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能生存,在大环境不错的时候也水涨船高,但可能在形势一片大好时会略微逊色于其它企业。但这就很好了,因为在大风大浪的时候你有一个压舱石,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Kip:Barry,到您了。您提到,贵公司在经历这场危机后,形势一片大好。但在过去十年里,也总归会错失一些机会。回看过去,您可能会说,真希望我在某个时候做了另一个决定,那今时今日就又大不相同了。有这样的时刻吗?

Barry:我们公司的保险业务面非常窄。我们重点提供担保退休收入产品,特别是可变年金。我们是美国提供生前利益可变年金的领军保险企业。我们认为,该产品对于接近退休年龄的大多数人群来说非常合理、有吸引力,但却受到监管机构、消费群体的指责,认为其非常复杂、昂贵等。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这款产品总有些方面不那么完美。我认为这次危机是一次绝佳机会,可以让我们和整个行业都坦率地说,“看,这款产品对人们来说太有意义了。因此,特别是在眼下的环境里,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都应该关注这款产品。”你知道,就业方面,我们需要抨击产品中受大众诟病的方面,比如它需要收取佣金,或者比方说,人们无法从注册投资顾问(他们不接受佣金)或是从那些仅抽取提成的顾问处购买这款产品。这款产品中嵌入了一些条件,也就意味着它会收取解约费用,这非常令人费解,而且不透明,大家不喜欢这一点。在整个保险行业,我们用很晦涩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销售和产品。我们所出售的典型产品,设计的初衷是让投保人在共同基金中投资一定的金额,寄希望于一辈子的收入通过投资的增长获得保障,但这一收入永远不能降低。这样,你就拥有了一辈子的收入保障。它并不复杂,但我们却给它起名 P2GMWB(DB 级别四)。

Kip:很好的品牌宣传。

Barry:是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看到 GMWB 级别四,就觉得自己得了病、得吃药。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叫做“一辈子的收入保障”呢?最后,我们说,“嘿,你知道吗?我们在全球市场有自己独特的能力,眼下却出现了退休危机。”对于许多人来说,投保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让我们一起行动,不再对这款产品收取佣金。如果人们希望不用支付佣金就可以购买,那我们就不收这笔费用。还有,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人们解释,化繁为简。另外也去和监管机构谈谈。我们不是去跟他们吵,和他们争个高下,而是倾听他们的意见,把他们的想法纳入我们新产品的设计中。正因如此,我认为二零一零年时我们曾有一次绝佳机会,而我们晚了六、七年才开始。

Kip:关于领导力,Jay,我想和您探讨下。如果不能选在座的各位,您认为谁在这场危机中临危不惧,甚至比您做得更好?

Jay:Lloyd Blankfein。危机爆发前夕,他刚成为 Goldman Sachs 的首席执行官。在这场危机中他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他一直保持着谦逊的态度。我觉得,你可以批评 Goldman Sachs 的策略,很多人一直这么说,以后这种指责也还会不绝于耳,但我认为,作为一位领导者,他找到了让公司走上正轨的方法。作为个人,他出身平凡、背景普通,却明白在这个行业如何担任领导者。我觉得这也代表了 Goldman Sachs,他做得很好。

Kip:James,和您探讨探讨。您会选择谁?

James:我会选 US Bank Corp 的 Richard Davis。他是一位出色、谦逊的运营执行官,在危机后 US Bank Corp 的规模超过 3,000 亿美元,他们原本可以借机圈地,却选择了坚守初心。另外一位是 Santander 的 Ana Botin。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我的意思是,总会有很多声音批评这种“世袭”,但她确实通过努力在 Santander 证明了自己。她确实非常出色,带领银行发展得很好。我想,在这个银行业举步维艰的世界里,她想到了发展的出路。她也始终保持着幽默和谦逊。

Kip:Greg,我要给您出个难题了。比如说,如果您希望明天就退休,您得为您在富兰克林邓普顿的岗位找一位继任者。您会选择谁?

Greg:我会选我的妹妹(笑)。这是我近来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了。不过我还是得说,在银行业,论管理能力、远见和胆识,还应提到 Jamie Dimon,确实见识到了其在带领银行克服危机时展现出的能力。他们确实是榜样。

Kip:过去十年来,在资产管理领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大趋势,比如被动型基金的兴起、费用的缩减。当下一场危机到来,无论大小,哪个趋势会是纯粹周期性的?这一趋势不会代表这个行业的长期变化。它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处在有生以来最大的牛市中。

Greg:我觉得这得从指数基金的增长讲起了。我不认为他们是周期性的,尽管他们将要失宠了。他们还应该会留在场内。这也是我们业内费用压力存在的部分原因。但我认为,在一个正常化、利率提升的环境中,市场没有那么高的相关性,这也是传统的主动型基金经理所擅长的。过去十年来,主动型基金经理确实很难做,所有业务都混在一起,企业本身难以凸显特色。我认为,另一方面,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说,在某个时点,肯定会有一种反弹——在什么时点,治理会成为问题呢?你知道,身处一个严格基于市值分配资金的开放性资本市场体系,你却卖不出一支股票。我认为,这就成为问题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因素就是下端的兼并收购活动,如果一家企业,你三分之一的股份都是在指数环境中持有,然后这个比例一下上升到 50%、60%,那么为了继续保持在指数中,就会出现下端兼并收购的争抢,否则你不得不通过退出该指数来出售这 50% 的股份。这下问题全来了,我认为会难上加难。另外一个问题涉及的是,面对资本流出的更艰难的下行市场形势,被动型指数有哪些交易机会。我觉得这对于主动管理者也是一个机会。

Kip:James,和您探讨探讨。显然,国内有许多高净值的富有人士,他们委托顾问进行财富管理。如果我们面临一个持续的熊市,您猜下,他们的投资行为和过去八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James:其实,这些高净值投资者并不太活跃。他们其实不怎么投资,对我来说,一个震惊的事实就是,我们平时买卖股票、债券的投资仅占我们收入的 10% 左右。大家都不再买入和卖出了。你知道,在这个市场预热阶段,其实也没什么你追我赶。常见的现象是,牛市来了,零售投资者一拥而入,而市场崩盘,零售投资者就开始抱怨了,套利者来了,诉讼也随之而来,企业把 5% 的收入拿来付诉讼费,这一循环就开始了。我们算是打破了这一循环,因为要么是投资者变聪明了,要么就是他们怕了,而我希望是前者。但他们说,我们没法扭转这个市场,买入卖出没什么价值,我也同意 Greg 所说的——我认为基金经理的价值过去被大幅低估了,这一点应该会有所改善。一些厉害的基金经理,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他们的业绩可以跑赢大盘,而在缺少挑战性的市场就不是这样,对于后一种市场,一般指数基金就能跑赢大盘——只有在更具挑战性的市场,才更有意思。我不认为他们的行为会有多大改变。我想,他们可能会对其资产减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很多资产位于这些付费账户中,随着大环境下行,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你的心理不同了,但我并不认为市场会出现恐慌情绪,或者好比,我们这十年里没有见到前一个十年经历过的非理性繁荣一样。即使是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市场会出现恐慌情绪。我认为人们还是变聪明了一些。

Kip:所以,人认为,在投资组合上,人们的成熟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James:我们学到的东西更多了。我的意思是,我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长大的,我记得,我爸爸唯一买过的股票是一家铀勘探企业。当时结果不怎么好。所以他认定,市场很可怕。他很聪明,是个工程师,后来去买了短期国库券。这基本上就是他的投资策略了。我想,如果他还健在,可能会变得老练多了。我们就是这样,现在的信息更多。或者说是信息太多了,我们学到的东西更多。我们明白,你需要储蓄、谨慎投资,因为我们至少要比我们的上一辈、上两辈的人多活 20 年。人们更聪明了,聪明的人都意识到,每天买入、卖出的行为真的很傻。光交易成本就能吞掉你的收益了。

Kip:嗯。Jay,我想和您探讨下。现在估值很高,地缘政治局势又紧张,到处都充斥着不确定性。每天是什么让您辗转难眠?

Jay:我想,是宏观经济,大家都感觉良好。这时候你就该担忧了。二零一一年以后,二零一七年是一个高点——GDP增长、已发展市场、发展中市场,还有各种外源性风险。目前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贸易。对我来说,我想说回到技术,不仅仅是网络风险——也和经济不那么相关——更多的是,我们尚未内化技术可能对于所有企业带来的冲击。我想分享一个曾给予我灵感的小故事。我是二零零九年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也就是在危机之后上任的。我们在中国杭州有办公室,杭州是阿里巴巴的总部。二零一二年,在一次与马云的会面中,他说,你应该见见蚂蚁金服的负责人,当时还没人知道蚂蚁金服是什么,我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我走进去,看见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她说,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做什么的。她当时就在大厅里,背后有许多等离子显示屏。她说,我们是做电子商务的。旁边是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的数字跳动着,是当时二零一二年中国发生的购买额。她接着说,我们介入支付业务,因为我们想,为什么不成为支付服务的提供商呢?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演算,通过演算,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信贷价值。就这样,我们开设了一家银行,创立了一支货币基金。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我来说最大的启示就是——二零一二年、两亿客户、全部实时数据。你走到店里,把手机放在一个数据读取器上,买下一台电视,它就会动态评估你的信用,你买好电视、走出店铺,这一切数据都运行在公用云端平台上。这是二零一二年。我回来了,一年、三年过去了。我在想,我们的方向呢?你知道,我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它会用各种方式接触我们所有人——无论是面对最终的消费者,还是收集除了数据以外其它对我们有利的信息。我担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活在旧世界,如果你看看那些数字化平台,会发现我们拥有 Alexa 或者所谓最新的 Amazon 工具。你再看看对客户的社会经济学洞察的复杂程度,看看价值链,再回头看看我们所处的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我担心的是,我们还没有内化技术可能对我们所有业务带来的冲击。

Kip:明白了Greg,和您探讨下有哪些风险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您认为他们在做关于投资组合、企业和生活的决策时总是轻视的?

Greg:我觉得,目前大家往往忽视流动性的问题。当大家都想要涌入这个市场时,结构和产品的兴盛没有问题,但当大家都想逃离时,就没这么简单了。所以,我在这方面肯定有些担心。还有很多新型结构,ETF、信托、基金或是期间基金,我认为,随着我们推进不同类别的另类投资和流动性低的类别,风险肯定会增加。另外一点,在看一张图表的时候,甚至光是看看平均的捐赠基金及其资产组合,就会发现,和十五年前相比,以前是更为传统的固定收益和股权,而现在你拥有硬资产、另类投资、私募股权、房地产——这些都是更高风险的投资组合。现在有人也许会说,其相关性更低,但显然你没有持有固定收益产品,将它作为衰退或艰难环境下的保底资产。我认为这增加了风险,对我来说是一样的——这就好比回看当时导致危机的抵押债券,所有人都说房产不会崩盘,所以就拼命地加杠杆。这个模型很有说服力。我认为这和今天看到的非常相似。

Kip:James,问问您同一个问题。投资者不应低估的风险有哪些?

James:我认为是政治风险。你知道,如果回看危机之前发生的事和当时的财富集中度,事实上是纳税人支撑着整个金融体系,在某些国家,纳税人还持有大银行的大部分股份。美国的最低工资是 7 美元一小时,而在我长大的地方澳大利亚,是 17 美元一小时。这可是全世界最繁荣的国家,人工是 7 美元一小时。如果经过这个经济扩张期,而后再进入下一个衰退期时,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不均衡,我认为将出现重大的政治风险。我的意思是,人们害怕英国脱欧、勒庞、特朗普,如果不是特朗普当选,那就是桑德斯当选。他们分别代表政治倾向的两个极端。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正是普通市民的表态,“我个人做的不如我的国家好。我在所有方面都达到平均水平,但我个人做的不够好。”这正是财富分配的结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进入衰退期,而这还未解决,那么在没有进一步增加赤字的前提下,政府的经济能力非常有限,而且我认为政治风险和下一次衰退期的市场反应会很剧烈。

James:这显然需要政治领导力,而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环境不怎么样。讽刺的是,反而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政治环境良好。无论你是否接受这一点,他们的政治体系确实在正常运转。相反,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却不同寻常。

Kip:Jay,我想了解下,未来十年内,您最希望State Street 成为非金融行业的哪家企业?

Jay:这很好回答。对我来说,是 Amazon。他们想法设法满足客户需求,所有一切都围绕这个核心理念。这个理念根植于其五十万名员工的心中,这也是 Amazon 能逐个攻破零售行业各领域的源动力。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中,体量会妨碍速度和灵活性——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企业——但对我来说,Amazon 毋庸置疑是第一位的,他们的客户中心理念以及作为一家拥有五十万员工的企业所具有的灵活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Kip:好的。James,首席执行官身上有哪些领导特质,在过去十年里非常被看重、而在未来十年将会失宠呢?

James:我不想回避您的问题,但这回不得不这么做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的意思是,好比有一些事是沃伦·巴菲特在 Berkshire 应该做而且能做的,而这些事情,换成一家历经金融危机的受监管银行就不能做了。有些事,如果你是拉里·佩奇,那就应该做。而如果你是阿里巴巴,你就已经在做了。你的立场决定你的观点。我的意思是,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应该根据企业、所在市场、全球宏观环境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商业决策、开展行动。所有这一切都会相互影响。看看 Facebook 最近和六个月前所经历的事吧。如果你是 Netflix,你的股价每年上涨 70%,你又会做些什么?他们已经自成一派。他们可以说是在接管内容你知道,不能简单地说,你需要更大胆还是更谦逊——这确实取决于企业性质、商业和行业动向。我认为,作为一位优秀的首席执行官,既要坦诚面对自身本性,同时又要现实面对所处环境。所以,作为首席执行官,不要嫉妒别人的成就,他们的性格、背景或经验可能都和你不同。做你自己,但要考虑到你所运营企业的情况。如果你所运营的企业正在复苏,那么你显然需要谨慎,但也同时需要具有决断力。如果你的企业能像 FANG(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那样增长——如果你不野心勃勃,那就是疯了,是不是?这个市场现在对于不盈利的企业宽容度很高。他们鼓励你投资于可以支持企业增长的一切。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称职。坦白说,作为首席执行官,真正的挑战在于当企业飞速发展的时候,如何去审时度势地适应其风格。不能死守一种风格、一套做法,拒绝变通。你必须时常调整自己。我还得说一次,看看 Facebook 近几个月和六个月前所经历的事情吧。作为一个领导团队,他们所做的,正是灵活调整其风格。这正是在一个具备活力而非一潭死水般的企业里持续的发展和学习过程。

Kip:接下来,我要问各位一个同样的问题。Barry,先从您开始吧。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会是什么?请用一两句话概括。

Barry:我没法坐在这里拍着脑袋说,哦,会是一场抵押贷款危机或是和过去类似的危机,但我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发生下一场危机,是因为我们没能以史为鉴。

Kip:好的,Jay?

Jay:我觉得会是政策失误。某些央行吸纳了高达 15 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我们的央行吸纳了 4 万亿美元。如果只看国债市场的话,它们都需要逐步释放这些流动性。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关注,不仅是在美国,欧洲央行、英国与日本也这样。央行缩表的举动将会导致决策一直失误。

Kip:好的,James?

James:信贷。美国利率一直在提升。欧洲、日本都会这样,在某个时点,世界经济将会进入衰退期。随着利率提升,人们会高估信贷价值,这至少会导致衰退,至多会引发信贷危机,说明历史正在循环。这次和上次金融危机的区别是,金融行业的流动性要高得多。所以,我不认为这会演变为终极危机,即流动性危机。

Kip:好的,Greg?

Greg:我本来想说利率和信贷的,金融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私人信贷、低门槛贷款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争抢这块蛋糕。并且,利率上升时,很多是指可调利率上升。我猜想,这个领域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Kip:好的。非常感谢各位。让我们一起向各位嘉宾致谢。

主持人/Richard Banks:本期“与富兰克林邓普顿畅谈市场”到此结束。感谢所有为本期节目做出贡献的人士。如阁下喜欢他们的洞见且愿意了解更多,可查看我们的过往节目,并通过 iTunes、Google Play 或其它大型播客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我们将继续向一线投资专家请教更多独到见解,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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