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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板块创新及洞见

生物制药行业有潜力在新的治疗药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挽救生命。在我们最新一期“市场漫谈”播客中,我们的股票总监 Stephen Dover 与分析师 Steven Kornfeld、Krysztof Musialik 就医疗行业的创新——尤其是在生物制药领域——展开讨论。他们指出,在某些领域,新兴市场实际上正在引领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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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播客外,欲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查看我们近期的《富兰克林邓普顿思考:股票市场(Franklin Templeton Thinks: Equity Markets)》季刊,据我们的医疗分析师观察,生物科技已迈入 25 年以来最具变革性的阶段。

播客文稿如下。

主持人/Richard Banks:您好,欢迎来到“富兰克林邓普顿市场漫谈”:了解富兰克林邓普顿独具慧眼的见解。我是节目主持人 Richard Banks。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医疗板块,重点关注生物制药,了解在这一变革时期内全球的投资机会。

富兰克林邓普顿分析师 Steven Kornfeld、Krzysztof Musialik 与富兰克林股票总监 Stephen Dover 共同参与讨论。Stephen,交给您了。

Stephen Dover:Steven,当您谈论生物制药时,它究竟是什么含义?

Steven Kornfeld:生物制药是开发治疗药物的创新产业。它可能是称为生物制品的大分子,也可能是小药丸、化学物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正是那些开发、创新药物和治疗疾病的企业。

Stephen Dover:Krzysztof,当人们想起医疗行业真正的创新时,可能大家——至少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最先想到的都不会是新兴市场,但实际上该市场中有许多创新。你能否告诉我们,在生物制药领域,新兴市场的进展如何?

Krzysztof Musialik:是的,在新兴市场,仅有少数国家正在真正地发展,并且在医药领域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创新。例如印度、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我们先看看印度。

15年前,印度开始占领美国市场,为美国市场生产并供应仿制药。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价格下降,这个市场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因此,印度企业开始尝试创新。

Stephen Dover: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去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较低,它们正在创新并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这在 15 或 20 年前肯定无法预料。Steven,你能告诉我生物制药、生物仿制药和仿制药之间的区别吗?这三种东西分别是指什么?

Steven Kornfeld:没问题。生物制药是指大分子、特定大小的蛋白质。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注射或输液才能进入血液系统。通常来说,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就是蛋白质。生物仿制药是生物制药的复制品,但并不完全一样。即是生物制药的“仿制”版本。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人源性抗体,不能说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基本上,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和欧洲、日本等权威机构表示,如果在药物分发、应用方面有相同特征,则可以通过某种试验证明它是生物仿制药。它们多多少少有着相同的特性。

因此,最简单来说,生物仿制药即是复杂、大分子药物(主要是通过注射、输液摄入的蛋白质)的仿制药。例如,我们现在有胰岛素的生物仿制药了,对吧?它们需通过注射摄入。我们也有一些自体免疫药物的生物类似药了。

Stephen Dover:当这些企业试图创新时,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不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他们需要为研发投入大量资金,还需要等待一个收入周期。Steven,能否请你说说这些企业的收入周期的情况?

Steven Kornfeld:好的。收入周期可能长达 20 年。通常,它与专利期限相仿,在美国是 20 年,但分子药物从开发、上市至产生收益需要 6 至 10 年。在第一个 6 至 10 年里,只出不进,[研发]投入、开发、试验成本。然后,企业拿到美国 FDA 的药品许可,再推向市场。假以时日,医生和患者会认识到它的质量或差异性。如果它能够改变人们的健康状况,其销量会上升——有时是大幅增长。但在某个时间节点,这些收入会大幅或缓慢下降,取决于它的复杂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8、10 或 12 年后,它的销量会大幅下降,如果是生物制药的话,可能时限会更长一些,因为它的竞争对手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推出产品并说服医疗服务提供商或消费者这是一个安全的替代品。

生物仿制药的采用在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药物分发和政府参与程度不同。因此,当某药品失去专利保护,例如某生物制药在欧洲失去专利保护,其现有品牌企业将快速失去 80%、85% 的收入。在美国暂时还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其生物仿制药的行业滞后了 5、6 年。

Stephen Dover:Krzysztof,我们在讨论收入周期的问题,在新兴市场,特别是关于仿制药的收入周期,有什么区别吗?

Krzysztof Musialik:我认为,首先,在新兴市场,无论是原研药还是仿制药,药品的价格都比较低。所以,这种专利悬崖的问题不会像在美国那样严重。

Stephen Dover:生物制药行业需要许多创新。Steven,在你看来,我们的科技创新中心有多重要?在美国、欧洲或全球,是否有一、两个中心主导的情况?

Steven Kornfeld:这个问题很好。科技创新中心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生态系统,特别是在美国,学术医疗中心和企业之间可以顺畅地交流信息,他们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企业依赖某些学术思想领袖为其做发现、研究,甚至主导进行一些试验。因此,把中心设于波士顿、旧金山、圣地亚哥、纽约和新泽西,对于生物制药行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Stephen Dover:那么跨企业、跨国家的合作呢?合作频繁吗?

Steven Kornfeld:我认为,有需求时,或当另一企业能够满足某企业无法自我满足的需求,就会有合作。在理想情况下,企业肯定想单干。但现实是,无论是出于科技、金融或商业实力上的考虑,企业常常与同等实力的企业合作,或甚至是小企业会借助大企业的力量。因为药物开发和上市的成本高昂,合作变得很常见、很自然。

Stephen Dover:这个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很大程度上基于概率,也可以说是大海捞针。所以,我在想,以数据驱动的新分析方法是否改变了这个行业?

Steven Kornfeld:我同意你关于概率和大海捞针的观点。过去确实如此,得要多多尝试,毕竟成功是个概率,尝试越多,有产出的可能性越高。如今,我们能够识别分子,同时对许多分子做测试,也能够使用数据分析来查看现实效果。这种方法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我们尚未看到其提升成本效率,但已体现在时间效率上。感觉药物从开发至上市的时间缩短了。

Stephen Dover:时间表缩短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盈利。

Steven Kornfeld:是的,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方面,开发药物成本降低,第二方面,在专利过期前,有更多的时间产生收入。

Stephen Dover:Krzysztof,可能有些美国听众会对印度和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创新感到诧异。你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印度和中国的情况,它们有何差别,进展如何?

Krzysztof Musialik:好的,我从中国说起。过去,西方企业在专利过期后会将这些简单的化学药品销往中国,赚得盆满钵盈。但在中国,这些大的药企仍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这些药品。但现在情况变了,中国政府促使本地制造商提升质量。中国患者与医院现在更多地去购买这些本地生产的仿制药。这是第一点。

同时,在创新领域,从仿制药上省的钱更多地投入到创新上。在中国,留给创新药的“弹药”很充足。这对西方企业来说极具吸引力,尽管其价格不如美国高,但是其市场巨大,毕竟中国有 14 亿人口。同时,中国政府将医药视为“二零二五中国制造”策略的核心领域之一。现在有许多药企,无论上市与否,都在开发创新药。

Stephen Dover:那印度是如何参与这个行业的呢?

Krzysztof Musialik:印度也在尝试寻找继仿制药之后的新的增长领域。他们在推行所谓的复杂仿制药。复杂仿制药是一类很难制造的化学复合物、化学药物,总体来说,化学药很容易复制。但其中有 5%、10%、15% 的部分很难制造,印度企业正关注这部分。

Stephen Dover: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现在很多药物治疗都像是科幻小说。例如将你自己的免疫细胞重新编程,来对抗白血病。所以说,这很了不起,让人兴奋不已。然而,很多生物制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仍面临巨大压力,要加速创新,因为他们最厉害的明星产品已失去了部分专利保护。Steven,他们如何推进更快速的科技创新?

Steven Kornfeld:我认为,企业已经意识到,他们没法单打独斗。因此,我们看到企业萌发寻求合作伙伴关系的想法,无论是与其他商业组织、学术中心或能够提供新想法的小企业。许多大型生物制药企业在商务拓展方面变得非常激进。寻求合作、收购或购买小企业期权,有的小企业可能只有一两种候选药,但在长期或代表着巨大的商机。

Stephen Dover:那么你认为在生物圈子里兼并的利弊分别是什么?

Steven Kornfeld:好的方面是你可以多元化发展科技实力、专业知识以及储备产品。但总会有风险,从外部角度做的尽职调查永远比不上内部人士清楚,可能最终没办法做到“所见即所得”。但最终,即使成功了,你仍需要和创新者分享经济。这是风险、回报的权衡,你希望多元化发展,但是多元化也可能意味着损失一些优势。

Stephen Dover:Steven,在美国,生物仿制药的应用似乎不及欧洲,仿制药(许多产自印度)还是较为主流。你怎么看待这一转变?仿制药为何在美国盛行,而生物仿制药却无此趋势?

Steven Kornfeld:如果回溯至一九八二年,当时通过了鼓励使用仿制药的法律,但在后续的几年里,仿制药也并未大规模普及。这个过程需要时间,FDA 和其它政策领袖都认识到,这需要过程和时间,这个生态系统需要慢慢接受生物类似药,就像是 30、35 年前他们接受仿制药一样。所以,我认为存在一个问题,没有人愿意冲在前面,害怕犯错误。因此,他们会放慢申领 FDA 许可的步伐。其中有商业的考量,这需要时间,让所有美国商业支付体系的相关方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使得推动生物仿制药的消费符合各方一致利益,这还会需要几年。

Stephen Dover:从我们的讨论中,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是你必须放眼全球,不仅是聚焦这些国家里企业的创新,还要关注这些国家将如何使用某种药物。对吧?欧洲和美国、新兴市场都不一样,特别是中国、印度这类人口大国。

Steven Kornfeld: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清楚,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支付体系。我们是唯一一个采用盈利性且政府不参与支付的医疗体系的已发展市场。因此,有许多方面会改变医生、消费者及中介的利益结构。在短期内,如何选择及使用哪一种药物的结果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好的治疗方案将获胜,但它会带来成本效益。在美国创新的空间会更大,因为有很多个人及商业愿意为此买单。但从长远考虑,世界仍会偏向对患者及生态系统带来最大价值的治疗方案。

Stephen Dover:美国确实有许多政治噪音,关于体系该如何改变、政府是否会对我们的医药行业增强管控等。作为分析师,你怎么看?你如何分析企业,在评估一家企业的价值时,你会如何考虑这些问题?

Steven Kornfeld: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它萦绕不去,过去它每四年左右才出现一次,但现在它出现的频率更高了。我们关注的现实是,美国在医疗上的花费可能是其它已发展国家的两倍,但结果并不一定更好。在最复杂的疾病和创新方面,我们的表现很出色,但在一些基本的医疗理念方面,我们并不比我们的欧洲、日本或韩国同行更好。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我们还需要遵循民意和政策制定者的意见,努力了解事态的变化。目前的经济相对强劲,因此我们有支付的能力,但我们需要监控此事。

Stephen Dover: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巨大的生物制药企业,它们能否像那些更小的生物科技企业一样去创新?通常来说,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更有价值?

Steven Kornfeld: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更加灵活。肿瘤学最近的创新水平便是很有意思的例子。生物科技企业有许多创新成果,但在近五、六年里,一些肿瘤治疗的创新来自于大型制药企业。风水轮流转。大企业有小企业不具备的能力,例如进行试验、与更多的学术中心合作。有时候仅仅是针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治疗类别,或是他们擅长的领域的某种方法。

例如,新的癌症免疫治疗药物,无论是自体免疫疾病、炎症或细菌感染,很多来自于那些非常擅长制造感染药物和其他免疫问题的企业,。像默克这样的企业,正在研究病毒,而其过去仅开发疫苗。其已经成为免疫肿瘤学的领导者,这是当今癌症治疗的前沿。所以说,风水轮流转,很难做出一刀切的结论。它随着时间和治疗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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