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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气候变化投资的六大理由

投资者为何需要关心气候变化?邓普顿环球股票团队的 Maarten Bloemen 和 Inflection 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Inc 的首席执行官 Matthew J. Kiernan 就气候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发表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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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气候变化的危险和快速发展的趋势已成毋庸置疑的事实。IPCC 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国际组织,由 195 名世界顶尖气候科学家组成,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一直在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并发布了一系列经过同行评议的报告。该组织在二零一八年底发布历时两年编制的最新综合报告,证实全球变暖的进程比之前模型预测的快得多。

报告进一步指出,最近十年里,暴风、洪水、干旱、森林火灾和海冰融化的数量屡屡打破纪录。报告还警告,全球气温升高平均值掩盖了某些地区更严重的变暖程度,尤其是北极和南极洲,在那里,冰川和冰的融化可能会对海平面上升产生灾难性影响。

重要的是,该报告还把在二零一五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峰会上达成的比工业化前水平升温 2°C(或更低)的理想目标,提高到更严格的 1.5°C。但不幸的是,该报告警告,根据目前的排放轨迹,将全球变暖保持在或低于该水平所需的“碳预算”可能在短短十一年内就将耗尽。[1]

世界气象组织 (WMO) 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报告指出,仅在二零一八年,就有约 6,200 万人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 200 万被迫迁移的“气候难民”。[2] 此外,过去几年的趋势特别令人担忧;在连续下降两年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一八年都有所增加。二零一八年,排放增加 1.77%,比过去十年平均增长率高 70%。[3]

虽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气候正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除了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外,它对那些做好了充分准备,能支持建设性地应对气候变化并可能借此从中获利的投资者也有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认为,至少有六大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投资者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我们将在下面一一予以概述。

1.应对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大多数气候学家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气温将会上升 3–4°C,远远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 2°C 目标和 IPCC 随后设定的 1.5°C 目标。即使取得实现国际气候目标所需的明显改善,也不保证一定就能成功。

按照建议的标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对整个能源价值链进行重大调整,使其朝着零排放和低排放燃料的方向发展。调整将不仅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几乎每个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动态都会受到影响。调整所不可或缺的范围与规模将真正有颠覆性的变革。

不采取行动的代价是巨大的:投资公司施罗德估计,到本世纪末,我们目前 4°C 的气温上升轨迹将造成 20 多万亿美元经济损失。以现实情况作比较,这一永久性经济损失的规模为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之损失的三到四倍。[4]

对投资者而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整个基础正在重新校正,能够以最少的碳排放创造最大经济价值的企业已开始获益。

主流汽车制造商转向低排放和电动汽车;建造和改造“绿色”节能建筑;提高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石油巨头公开承诺大幅减少碳足迹;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对提高碳效率的追求。

只是,与任何重大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向低碳能源世界的转变既会成就赢家,也会造就输家,关键是投资者能否区分这两者。我们认为,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积极的一面往往被忽视。

在此列举两例,电动汽车市场仅在二零一七年就获得了 54% 的可观增长,[5]另外,国际能源署预测,到二零五零年,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将占所有新发电的 50%,而目前为 25%。相比之下,预计到二零五零年,化石燃料在发电中的比例将降至 29%,而目前为 63%。[6]

从整体能源结构调整中受益的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解决方案提供商和具有转型性和适应性的企业。

  • 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直接或间接减少全球排放、提高资源效率和/或保护不受气候变化实际影响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这类企业包括电动汽车电池阴极管制造商、低能耗照明设备开发商、智能电表制造商、海上风力发电站开发商/运营商和风力涡轮机生产商。该类别还包括低碳转型的推动者,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扩大了直接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范围和力量,比如通信网络、加速能源效率解决方案的基于云的软件开发商、专门的废物和水处理工程师以及气候融资提供商。
  • 具有转型性和适应性的企业:包括 1) 碳排放和资源强度相对较低的企业,比如制药企业,或 2) 排放或资源强度较大、但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取得行业领先进展的企业。这包括那些传统上属于高排放行业的企业,但在减排和资源利用方面的速度快于行业竞争对手,比如货运和物流企业,或购物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企业 (REITs)。
2.最大化风险调整后的财务业绩

我们相信,严谨的基础分析方法、对企业和行业的深入了解、与管理团队的合作,以及归根到底有效的选股,让我们能够识别和管理环境风险和潜在的机会。这包括重点持仓那些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帮助其他企业减少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且价值被低估的企业,以及那些有效地向低碳未来过渡的企业。

多年来,根据主流投资“智慧”,考虑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任何举措,要么与财务业绩无关,要么实际上有损财务业绩。然而,学者们和曾持怀疑态度的实践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绩效研究,这种传统观点最近被彻底颠覆。[7]

此外,牛津大学对 200 多项独立研究的“二次研究”为 ESG 因素对财务业绩的影响提供了更多证据。主要发现包括:80% 的研究表明,良好的企业环境绩效带来更好的股价表现,88% 的研究表明,以传统的会计指标衡量,强有力的 ESG 实践促进更好的经营业绩。 [8]

研究表明,将重要的ESG 因素纳入投资分析可以提高风险调整后业绩,并且肯定不会降低风险调整后业绩。

这项研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适当纳入强有力的 ESG 研究确实可以提高长期风险调整后回报。在当今所有繁多的 ESG 问题中,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才是最关键、影响最大,且具有多面性的问题。

此外,随着气候变化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影响企业竞争力和股价表现的一大更关键因素。现在,投资那些在应对气候风险和机遇方面拥有领先优势的企业,应该能够很好地配置投资组合以迎接未来,因为该关键主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投资者面临的各种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正在给企业及其投资者带来至少四种风险。了解这些风险有助于我们评估各大企业如何有效地予以应对,从而提高获得长期成功的机会:

  • 自然风险:气候造成的事件,比如暴风、洪水和干旱,已经破坏了重要的国际供应链。二零一一年的泰国洪灾对半导体企业造成负面影响算是一个较早的例子。气候变化最普遍、最严重的一大自然威胁是海平面上升。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海洋变暖以及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川和冰原融化的共同作用已使海平面上升约 3 英寸。
  • 监管、政策和税收风险:越来越多且逾加严格的国家、地区和地方法规(比如更严格的排放控制、建筑能效标准和汽车燃油效率标准)正在影响从斯德哥尔摩到新加坡的企业,未来可能只会变得更加苛刻。同样,在欧盟的带头下,对碳排放征收更高的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 转型和竞争风险:气候变化已经开始改写一些基础工业的竞争优势规则。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电动/低排放汽车市场中没有强大实力的企业将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能源领域,拥有“不可燃碳”储量的企业(由于新的监管规定和不断变化的竞争格局)可能会陷入“搁浅资产”的困局,无法对这些资产进行有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9]
  • 声誉风险:由于全球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长期转型,新近活跃的利益相关者将给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的企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声誉损害。例如,一些油气巨头正面临客户和投资者的抵制,以及机构股东日渐疏离的情况。从化石燃料领域的大规模撤资已在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因素的影响并不总是带来不利风险。相反,它们也能带来有利的投资机会。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投资方法,我们会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

3.应对环境和社会迫切问题

截至二零一八年底,人类活动每年向大气排放 370 多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气候变化已经开始产生的不利环境和社会影响包括:

  • 飓风、龙卷风、干旱、森林大火、热浪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增高、强度增大。
  • 海平面上升,沿海洪水增多。
  • 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疾病向温度较适宜的新区域转移。
  • “环境难民”在从孟加拉国到中东再到非洲等地的广大区域屡见不鲜: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二零零八年以来,飓风、沿海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现象,以及季节性天气模式的变化,平均每年使逾 2,000 万人流离失所。[10]
  • 武装冲突加剧:例如,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军事专家认为,气候导致的干旱是“威胁扩增器”,加剧了达尔富尔、索马里、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区的暴力冲突。[1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极有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弱势群体。因此,在全球气候对话中,向低碳经济公正转型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总体而言,对于确定这些挑战是否得到解决,投资者将发挥重要作用。

4.响应客户和利益相关者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近年来,投资者的态度和投资重点均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以及对资产管理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期望都已提高。机构投资者团体提出的集体气候倡议增多是衡量投资者潜在影响规模的一大尺度。在这些机构中,规模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是“碳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现已更名为 CDP。CDP 是一个成立于二零零二年的非盈利组织,一直在对全球大企业进行系统的深入调查,以期说明它们的碳排放、碳管理制度、未来的减排目标、以及在商业机会上获利的尝试。

时至今日,CDP 汇集了全球大约 530 个主要投资者,这些投资者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 100 万亿美元,并从 7,000 多家企业接收信息进行分析。所以,可以说 CDP 是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最大、最可靠的企业数据来源。

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集团 (IIGCC) 代表着 170 多个主要欧洲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组成的合作联盟,他们的总资产超过 23 万亿欧元。除了在其成员中推动和传播最佳实践的活动外,IIGCC 及其秘书处还与欧洲委员会 密切接触,欧洲委员会可能是世界上关于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制定机构。IIGCC 是促成二零一五年《巴黎协定》的主力;如果没有它的积极参与和倡导,很难取得如此积极的成果。

同样地,拥有约 360 个投资者成员,总资产超过 34 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 100+”集团成立,其明确使命是向100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排放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采取有意义的气候行动。

这三个组织都包括一些全球首屈一指且影响力显著的机构投资者,富兰克林邓普顿正准备加入。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将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全球范围内不断改进的最佳实践,这将加强我们的分析能力和在政策方面的参与度。拿 CDP 来说,成员资格还有利于我们的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能够直接获取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特定精细数据集,定量和定性信息均包括在内。

千禧一代开始成为投资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是零售需求急剧增长以实现可持续投资的强大驱动力之一。摩根士丹利最近对 1,000 名美国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千禧一代偏好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普通投资者的两倍。从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对这类解决方案“非常感兴趣”的千禧一代比例翻了一番,而且,高达 90% 的千禧一代希望在他们的退休投资计划中有一个可持续的方案。[12]

十年前,精明的投资者几乎不注意气候变化。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客户面对的重大关键问题之一。

5.满足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透明度要求

随着公众和政府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愈加严格的立法和监管纷至沓来,而且许多司法管辖区也对碳排放征税。事实上,在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七年的二十年间,全球气候变化法律的数量增加了 20 倍。现在,相关法律的数量已超过 1,200个。[13]

新法规的重点主要放在提高企业和投资者的气候风险敞口、碳排放和管理策略透明度上。对投资者来说,任何企业气候评估都是以可靠数据和企业信息的可获得性为先决条件。在许多司法管辖区,这种披露完全出于自愿,但正渐渐成为法律规定。

目前,要求投资者披露规范化气候数据的压力还没有像要求企业披露类似数据的压力那样大,但它的力度正在加大,且可能会持续。

法国能源转型法第 173 条无疑是雄心勃勃的新近法规之一,它要求该国的主要投资者对其投资组合中的气候风险水平进行年度评估并予以公布。瑞典的情况也类似,法律现在要求公共养老基金评估并公布其投资组合的碳足迹。

二零一八年,欧盟宣布有意明确要求投资者考虑 ESG 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英国也在考虑类似的立法。

6.履行不断变化的受托责任

受托责任是投资者承担的一套法律和财务义务,是投资者对受托资产所有者的“谨慎责任”的一部分。受托人和/或投资经理对资产的最终所有人负有受托责任,负责对资产进行谨慎管理,并使管理完全符合受益人的最佳利益。这些责任的性质通常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判例法中也有详细阐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受托责任概念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社会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变化与演化,受托责任的范围和要求也在变化和演变。就气候变化(以及更广泛的 ESG)而言,受托责任的概念实际上正在发生彻底转变。

多年来,负责任和可持续投资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普遍认为(如果理解有误)解决 ESG 问题与投资者的受托责任不相容。实际上,投资者认为,ESG 考虑因素对企业的财务业绩根本不重要,因此认为纳入 ESG 考虑因素将限制投资者的机会集,从而损害收益,有悖受托责任。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实证分析或证据,而是基于一些关于“ESG 投资”实际含义的错误假设。无论如何,这些观点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载入法律法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 ESG 投资成为主流的最大障碍。

不过,这一切已经开始改变,受托义务的概念正迅速从其早期概念中摆正过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解决不了 ESG 问题会构成对受托责任的背离。现在,这种新的诠释已经开始体现在立法、监管和实际投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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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特别报告:全球变暖 1.5°C”,2018 年 10 月。

[2]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2018 年全球气候状况”,2019 年 3 月。

[3]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8 年全球能源和二氧化碳状况报告》。

[4]资料来源:施罗德,Schroders Climate Dashboard,2018 年 10 月。

[5]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8 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19 年 5 月。

[6]资料来源:出处同上,《世界能源展望》,2018 年。

[7]资料来源:AIMA Research,“ESG 不断发展的作用”;MSCI“,市场如何反映 ESG”,2018 年 7 月;J.P. Morgan,“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2018 年 3 月;道富环球投资,“IQ 洞见”,2018 年。

[8]资料来源:牛津大学,Gordon Clark 等人,“从股东到利益相关者”,2015 年 3 月。

[9]资料来源:“搁浅资产”是在影响力显著的非政府组织“碳追踪者”推广下而广为人知的概念。参见碳追踪者文章,《2013 年不可燃碳:浪费的资本和搁浅的资产》,2013 年。

[10]资料来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16 年 11 月。

[11]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2019 年 1 月。

[12]资料来源:摩根士丹利,“来自个人投资者的新数据”,可持续信号,2017 年。

[13]资料来源: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Grantham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等,全球气候变化立法与诉讼趋势,201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