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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

个人见解:美国经济是否会在二零二零年渡过政治难关?

对二零一九年的许多悲观预测并没有发生,但对二零二零年,我们是否就能更加乐观呢?富兰克林邓普顿固定收益团队首席投资官 Sonal Desai 秉持专业眼光,总结了去年的关键经验教训,并概述了她对未来一年的预期和主要担忧,其中政治不确定性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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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亦是新的十年,我们开启新的征程。对于二零二零年,我抱有些许担忧,并且就如何从投资角度使之成为成功的一年有一些想法 — 我刚刚在纽约举行的巴伦二零二零年圆桌会谈 (Barron’s 2020 Roundtable)上对此作出分享。但在深入探讨之前,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下二零一九年的经验教训以及将我们带入新一年的潜在趋势。

那些悲观的预测都没有在二零一九年成为现实。贸易紧张局势并没演变成失控的贸易战;新征关税影响了某些企业和行业,但也没产生重大宏观影响。美国经济扩张的步伐还在继续,其持续时间成为历史之最,失业率降至五十年的低点。中国经济没有停滞;只是稍有放缓,百分之六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仍然健康。

美国股市全年表现上佳(尽管美联储 给予了大力协助)。标准普尔 500 指数收盘上涨将近百分之三十,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百分之三十五,这是两项指数六年来的最佳表现,而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上涨百分之二十二。1 

忧虑之墙?

在我看来,教训在于去年太多的媒体和市场人士过于担心错误的事情。以下是我认为应对二零二零年抱有的期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要担心的事情:

我认为,随着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份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局将成为波动性的主要来源。一些领先的民主党竞选者持有与奥巴马总统相呼应的政策纲领,而其他竞选者提出的建议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环境,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市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即使国会意见不一,新一届政府也可能通过行政命令实施实质性的监管改革,就像本届政府的所作所为那样。我认为,过去三年的放松监管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被严重低估,我们还同样低估了监管迅速回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极有可能延续游移不定的推特政策模式,这种模式已被证明在市场波动和商业投资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极大破坏性。随着十一月份选举日益临近,我预计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将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

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的公共支出和债务都可能保持增长,这将使目前美国国债的估值显得更加离谱。

市场和美联储:拉锯战

市场和美联储之间的拉锯战可能重新开始。二零一九年,当市场施加压力时,美联储最终让步。一年内,股市上涨大约百分之三十,而企业盈利基本持平,美联储的降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央行而言,这并非一种令人满意的局面。

我认为,在二零二零年,美联储的目标保持不变,并将短期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预计美国又迎来一个真实 GDP 健康增长的年份,增长率为大约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二点七五,这可谓过于宽松。但是,美联储可以通过持续进行的货币政策战略评估(可能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平均通胀率目标),为自身提供额外的保障,这意味着对一段时期内高于目标的通胀率抱怀更大容忍度。

预计通胀率将上升,超过百分之二的目标,问题只在于会超过多少。异常紧张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推高企业劳动力成本,呈现清晰易见的加速上涨态势。报告劳动力成本是其最重要问题的小企业所占比例远高于过去四十年中的任何时候。

即使是消费通胀温和上升,但如果速度足够快的话,也可能让投资者感到紧张,并将长期利率推高至超出市场预期的水平。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普遍认为通胀不再是一个问题,但这种想法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假设。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对商品与服务产生了反通胀影响,但不能保证会永远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资产价格膨胀,证实流动性最终会在某个地方导致通胀。

当前公认的观点是,我们正处于“长期滞胀”之中,已发展经济体的增长将会长期缓慢,因为低迷的总需求也将永久抑制投资和债券收益率。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多公共支出,由于通胀已经死亡和债务自由,这些政策没有风险。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相对宏观经济稳定时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 (Great Moderation)”,过去一直同样被无条件接受,直到被拒而不纳。为什么即使在劳动力市场创纪录强劲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仍然保持温和,经济学尚未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我看来,完全相信我们不完全理解的事情是不明智的。

因此,我对这种无所顾虑地推动更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感到担忧 — 包括顶级经济学家(比如拉里·萨默斯敦促我们停止担忧并热爱债务)到现代货币理论 (MMT)“没有预算约束”的奇幻思维,都令我忧虑。我们正在播下金融动荡的种子,在首次出现长期滞胀毕竟不那么长期的迹象时,便会触发这种不稳定,但仅仅是另一个暂时阶段。

有关增长前景的讨论过快地忽视了等式的供给侧:由于生产率增长在过去十年一直缓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增长将始终缓慢,并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总需求方面。这低估了数字创新在从金融到制造业的所有经济领域所发挥的潜力。

我在其中看到的是一种焦躁不安、精神分裂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为自己所在行业的颠覆感到烦恼,并就如何应对大多数工作即将实现的自动化展开辩论。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会对生产率和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我们尚未看到一例。但是,实施这些新技术需要时间。它需要新技能、组织性变革,以及新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方式。在金融领域如此,在工业领域更是如此。它需要时间,但已经发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一九八七年宣称,“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以外,您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革命”;几年后,生产率增长了一倍 — 这是今天值得记住的一个重要教训,因为其他经济学家将大肆宣传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与生产率增长缓慢相提并论,并得出结论:新的创新没有促进增长的力量。适应性预期是一种危险的偏见。

贸易战的恐惧被夸大,但仍然硝烟未散

贸易紧张局势将会持续下去。中美之间十二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证实,对贸易战的恐惧被夸大了,但我们不要将这当作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特朗普总统一百四十个字的贸易政策非常具有破坏性,但无论大选的结果如何,全球贸易环境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随着中国不断投资先进技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战略竞争只会变得更加激烈;全球向更强势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也证明会长期活跃。在我看来,这不会导致贸易战和全球经济衰退。但从投资的角度,我预计它将继续影响特定的企业和行业,并且将不断改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竞争力与吸引力。

二零二零年的期望

总体而言,我预计二零二零年的宏观前景没有任何显著转变;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认为共识仍然过于悲观。我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应会保持平稳,美国 GDP 增长率介于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二点七五之间,欧元区大约是百分之一,中国在百分之六左右。2 

我们将再次面临多种来源造成的显著波动,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地缘政治以及媒体对即将出现的每种风险进行大肆宣传的本能。

投资者应如何应对二零二零年?在本周六(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发布的巴伦二零二零年圆桌会谈第二部分中,我详细阐述了这种复杂环境的投资影响,并提出了我的关键建议,敬请继续关注。

同时,我衷心祝愿大家在二零二零年大获成功,毫无疑问,它将是不平静而又有趣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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