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见解：他们蒙蔽了我们凝视科学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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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邓普顿-盖洛普复苏经济学研究的第一轮，我们得出了三大令人惊讶的深刻见解：

1. 美国人仍然对不同年龄组的COVID-19死亡风险存在错误认识，其程度令人震惊；
2. 自诩为民主党的人和更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误解更大；姑且牵强地引用托马斯·杜比的话来说，党派偏见和错误信息蒙蔽了我们凝视科学的眼睛；
3. 我们发现一种体量可观的“安全溢价”，随着经济复苏，这种溢价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驱动力。

对风险的误判

此次疫情爆发六个月后，美国人仍然严重误解COVID-19带来的死亡风险：

• 平均而言，美国人认为 55 岁及以上的人占COVID-19死亡总人数的50% 多一点，但实际数字却是92%。
• 美国人认为，44岁及以下的人占死亡总人数的30%左右，而实际数字却是2.7%。
• 美国人将24岁及以下的人因COVID-19死亡的风险高估了50倍；他们认为 65 岁及以上人士面临的 COVID-19 死亡风险是40%，但这却仅是实际比例80%的一半。

这些结果令人震惊。COVID-19病毒死亡率数据从一开始就已显现出年龄差异性，死亡病例绝大多数集中于老龄和伴有并发症的人士。这也许是我们拥有的关于这种病毒唯一没有争议的证据。美国几乎所有死亡病例都是 55 岁以上人士；然而，大量美国人仍相信，55 岁以下的人与 55 岁以上的人面临的风险几乎相同。

这种误解直接转化为对一个人健康状况的恐惧程度，对大多数人而言实则显著超过真实风险：我们发现，在25至64岁之间的所有年龄组中，非常担心或者有些担心在感染 COVID-19 时遭受严重健康后果的人所占比例几乎相同，并不远低于 65 岁及以上人群的相应占比。

与实际死亡率数据的差异令人震惊：对于18-24岁的人，担心严重健康后果者所占比例比占 COVID 死亡总数的比例高出 400 倍；对于 25-34 岁的人群，这个数字高出 90 倍。下面的图表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对严重健康后果的恐惧，而非对死亡的恐惧，但迄今的证据表明，这两者的年龄分布非常相似；事实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在其网站上已经明确声明：“在成年人中，因 COVID-19 患上严重疾病的风险随着年龄而增加，老年人的风险最高。”目前对可能产生长期不利后果的担忧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测性，因为我们显然尚未掌握长期数据。

党派偏见和社交媒体

过去六个月，我们一直都在阅读和谈论有关 COVID-19 的内容，但怎么仍然对基本事实还存有如此广泛的根本性误解呢？

我们的民意调查结果确定了两大罪魁祸首：信息的质量和 COVID-19 论调的极端政治化：

• 主要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对风险的认识最为错误和扭曲。
• 自诩为民主党的人往往比共和党人更容易错误地夸大年轻人因 COVID-19 而死亡的风险。

遗憾的是，这种结果并不意外。恐惧和愤怒是参与行为的最可靠驱动力；疫情对年轻受害者造成的可怕故事迅速传播，暗示着我们都面临死亡的风险；把一切都归咎于政治对手的报道同样如此。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都在大量炮制这两类的说词，以便获得更多的点击量和受众。

美国正处于大选年的事实加剧了这个问题。向所有年龄组的人强调疫情的危险，并将风险与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联系起来，这样的故事往往更能引起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的共鸣。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倾向于高估不同年龄组面临的 COVID-19 致死风险的一个促进因素。

我们对信息提供方式的敏感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相同的数据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一张图表上 — 有的让人放心，有的却引人担忧。我们的研究发现，数据提供方式对人们态度的影响非常强大。例如，与纽约市被告知 COVID-19 病例趋势的受访者相比，在处于隔离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被告知相同趋势的受访者更不赞同重新开放学校和企业。更令人担忧的图表往往会被更频繁地使用，因为这些图表能产生更大的参与度。

这些错误信息具有非常确凿的不利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夸大年轻人死亡人数的人对购物更谨慎，更不愿意旅行，而且更倾向于关闭企业和学校。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发现了不同党派阵线的显著差异。根据我们的研究，在预测某人是否愿意在室内餐厅就餐方面，政治立场与年龄一样重要；民主党人在入座率为 25% 的餐厅就餐的意愿和共和党人在满座餐厅就餐的意愿大致相同。个人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取决于年龄和健康状况，但感知风险取决于个人的政治立场 — 这是一种驱动行为的感知风险。相反，以前的盖洛普调查发现，共和党人不太可能接受诸如戴口罩之类的公共卫生指南，无论当地的感染率如何都不例外，这再次证明党派偏见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错误信息还导致另一个根本问题。制定关闭活动范围和时长的政策非常困难，而且具有重要影响。这需要平衡两种不确定规模的相反效应：一方面是 COVID-19 疫情蔓延减缓的好处，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和人们长期健康与生活的伤害。这种决策受到公众对危险认知的强烈影响，不仅因为政治人物对公众的担忧很敏感，而且因为政治人物也是人，也有某些相同的偏见。我们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对 COVID-19 致死风险或造成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的根本误解可能扭曲了这些决策。

“安全溢价”和通胀前景

万事皆有代价。在一些行业，在限制疫情蔓延风险的同时复工复产意味着额外的成本或客户数量的减少。这些成本以更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的程度，除了其他因素外，将取决于人们为额外安全买单的意愿程度。

为了检验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意调查中，我们让人们“假设您购买了一张 500 美元的个人旅行机票。您是否愿意支付如下额外费用来确保您旁边的座位是空置的？”结果令人惊讶：

• 大约一半的受访者愿意最多再支付 100 美元，即加价 20%；
•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愿意最多再支付 150 美元，即加价 30%；
• 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愿意额外支付 250 美元，即加价正好 50%；
• 乘坐飞机的次数越多，越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

长期的衰退将抑制收入和需求，但破产和安全要求合在一起，可能导致相应的供应减少。如果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愿意为额外的安全感付出明显更多的代价，我们可能看到未来通胀会显著上升。此外，更高的通胀将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导致的不平等。

影响

我们启动这一联合项目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人们对疫情的行为反应，因为我们相信，这在塑造经济复苏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我们的第一轮民意调查收获了令人惊讶的见解，引发了对前景的一些担忧，但也凸显了要采取行动的重要。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提供更优质的信息，减少党派偏见，更多地根据事实展开公开辩论。令人震惊的是，疫情已经过去六个月，仍有如此众多的人忽视基本的死亡率统计数据，而任由政治倾向而非个人年龄与健康状况来驱动感知的风险。对风险的误解扭曲了个人行为和政策决策。

很大一部分人口高估了 COVID-19 对年轻人造成的危险，这一事实将使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更难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也可能会推迟复苏，导致更深远、更长期的衰退。

我们的第一个结果还揭示，人们愿意为安全支付高额溢价。加之疫情或对供应造成的冲击，这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出人意料地推高通胀水平。出于多种原因，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这一点，原因之一在于这可能加剧疫情导致的不平等，因为疫情已经伤害了最弱势的劳动者（主要集中在受冲击最严重的服务行业）和处于劣势的孩子们（延长关闭学校）。在我们看来，投资者也应该开始考虑通胀从数十年的沉睡中苏醒带来的影响。

敬请继续关注下一轮结果和见解。

富兰克林邓普顿–盖洛普复苏经济学研究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基于 Dynata 提供的 10,014 名 18 岁及以上年龄的成年美国人自愿参与的网络调查。有关 Dynata 如何在美国招募受访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info.dynata.com/rs/105-ZDT-791/images/ Dynata_Panel%20Book_2.19.pdf。调查在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14 日之间进行。

盖洛普对获得的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以修正无回答的受访者。对样本进行了无回答调整，使之与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地区、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等国家人口统计数据相匹配。人口加权目标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8 年发布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和《目前人口调查》（2020 年 2 月）数据。

由于本研究依赖于基于网络的精选样本，因此没有计算抽样误差的边际。

普查局 2018 年发布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和《目前人口调查》（2020 年 2 月）数据。

由于本研究依赖于基于网络的精选样本，因此没有计算抽样误差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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