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正处于气候变化投资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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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经济活动使环境安全界限承受压力以及全球对共同繁荣的社会期望上升，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正在挑战金融市场的惯常认知。二零一五年，将近200个国家采纳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解决饥饿、促进富有成效的工作和教育、确保性别平等以及保护自然环境上的共同雄心。[1] 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金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应对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的资本需求与允许金融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本的供应推动因素之间存在差距。其结果是出现更多的繁杂噪音而非信号。

气候变化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检验了传统的风险与回报评价。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资本市场是否正处于一个可能带来迅速、变革性和潜在颠覆性变化的拐点。如果这样，投资者如何才能驾驭金融领域中推动风险和机会的变革浪潮？在驾驭未来潜在动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缩小应对气候变化对金融的需求与目前市场有效定价这些风险和机会的供应能力受限之间的差距。

我们确定了两大制约因素：(1) 缺乏投资级气候披露数据和分析（通常作为更广泛的 ESG 数据披露和分析的一部分）；(2) 错位的激励（例如，存在化石燃料补贴和缺乏碳定价）。

ESG 淘金热

尽管定义模糊，但金融领域的 ESG 趋势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淘金热。根据晨星的数据，仅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投资者在市场中的 ESG 投资就高达 1520 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长 88%。[2]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评论称，到今年年底，某些种类的可持续投资目前占美国总资产管理规模的大约三分之一。[3]

现在，资产管理行业有很大一部分从业机构声称拥有 ESG 资质，但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对这种营销说辞是否完全可信的质疑。巴克莱的一项研究得出，标榜为 ESG 的基金的持股和风险敞口与传统基金并没有真正区别。[4]在 ESG 上的担忧是释放可能误导投资者的“道德信号”，这会促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出风险警报，即“宣称正在进行 ESG 投资的公司需要向投资者解释其所说的 ESG 的含义，他们需切实言如其行”，这样“投资者在选择特定的基金、顾问、策略或产品时就知道自己到底会得到什么。”[5]

美国监管机构发出这一警告的同时，还在推动制定企业 ESG 报告标准，包括通过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在国际上制定标准，以及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拟议气候变化规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风险警报表明，投资管理行业本身也免不了要接受审查。尽管 ESG 主张具有不确定性，但资金正以惊人的速度涌入那些宣称拥有可持续发展资质的基金，这表明金融市场可能正认识到一个拐点即将到来。

那么，在金融市场中，拐点是什么意思？从本质上讲，拐点是指一切事物在速度和规模方面迅速发生变化。交通运输领域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一举超越了依赖高碳汽油和柴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的竞争对手。拐点意味着变化，但并不表明这种变化将如何展开。进化科学的工作为考虑未来通过达尔文渐进主义或 Niles Eldredge 和 Stephen Jay Gould 首次提出的间断均衡模型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有用模型。[6]

为什么拐点非常重要？拐点往往代表存在风险和巨大机会。正如交通运输领域的例子一样，每个均衡的持续时间正在变短，发生颠覆的速度越来越快。市场领先的现有参与者败给新进入者，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风险和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在现有框架或思维模式下采取渐进步骤。随着“间断均衡”情况的拐点日益临近，识别拐点并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以便降低风险和抓住新机会可谓至关重要。

可以说，金融市场正在面临气候变化的拐点。警告信号来自科学、公民社会、政府，甚至法院。金融市场正迅速响应，但信息的缺乏和错位的激励阻碍了响应的效率。

气候投资的“原因”非常明确。它是受科学、公民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愿望的驱动。ESG 投资的“方式”非常不明确。投资者既没有工具，也没有缩小差距的动机。数据标准化和调整激励的措施是接近拐点的两个主要指标。金融市场是有动机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有效的，ESG 战略的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差距不可持续，我们应该为颠覆性改变做好准备。时间已非常紧迫。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即刻行动”。

除了金融债务，我们还想给后代留下多少气候债务？当我们看到肆虐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野火，温带地区的赤道热浪，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毁灭性洪水，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已经与我们同在。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还能否以这样的步调和规模做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能否缩小差距？

投资者 DIY

为响应科学和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投资者们一直在聚集力量，呼吁对企业报告和碳定价采取监管行动，同时也对他们投资的企业采取私人制序。气候行动 100+ 便是一个例子，该计划的签署国投资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60 万亿美元，以应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碳排放企业，这些企业构成了地球上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投资者关注的远不止是简单的报告，它包括要求董事们展示自己的“气候能力”的董事会治理水平，以及通过高管薪酬目标和政治游说政策确保内部激励与《巴黎协定》目标相一致，还要确保在经济上对工人与社区具有可行性和公平性的“公平过渡”。

投资者要求将气候风险和机会纳入企业报告，这促使国际和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作出响应。在认识到需确保企业报告的真实和公平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 IFRS 正积极行动，以制定报告标准、监管程序，以及由审计委员会和审计人员加以内部控制的政策，这将转变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资本配置和行使管理的能力。投资者正在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仅是呼吁监管机构在信息和激励方面采取紧急行动。

从大量的小规模个人投资者向少数获得股东权利的大型资产聚合者的转变，使个人投资者集体施加影响成为可能。这无疑带来了一股私人制序力量，它与加速变革的国家和全球政策措施相互交织。

未来：奋起迎接挑战

气候风险和持续发生的 COVID-19 病毒疫情都是人类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这显示出我们的脆弱性。气候变化和疫情是由传播不受国界限制的因素所驱动，这反过来又需要在全球范围展开合作。人类如何调动所有资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奋起迎接挑战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在借助全球伙伴关系应对疫情方面，科学、政策、公民社会、商业和金融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气候变化这一复杂、紧迫和全球性挑战同样需要跨越国界和部门的伙伴关系。随着出现以科学为驱动的数据、化石燃料补贴政策的取消[7]和碳定价的采用[8]，向低碳经济转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像挺身应对 COVID-19 危机一样，奋起迎接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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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未注明日期）。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2]资料来源：Hale, J。（2021 年）。Sustainable Funds Continued to Break Records in 2020（美国可持续发展基金在 2020 年继续打破记录）；晨星。

[3]资料来源：Nason, D。（2020 年）“可持续投资”正在激增，占美国总资产管理规模的 33%；CNBC。

[4]资料来源：巴克莱。（2020 年）。ESG 基金：Looking beyond the label（透过表象审视长远）；Barclays.com。

[5]资料来源：Peirce, H.M。（2021 年）。关于员工 ESG 风险警报的声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6] Eldredge, N. 和 Gould, S.J（1972 年）。Punctuated equilibria: an alternative to phyletic（间断均衡：种系的替代选择）。古生物学模型，82-

115。检索时间：2021 年 7 月 18 日，来源：https://thebrain.mcgill.ca/flash/capsules/outil_bleu09.html

[7]资料来源：环境与能源研究所（2019 年 7 月 29 日）资料表| 化石燃料补贴：仔细剖析税收减免和社会成本。ESSI.org。

[8]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未注明日期）碳定价。Worldbank.org。